《易》曰：鸣鹤在阴易倍策略，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期待每一个共鸣的你，关注、评论，为学、交友！
1941年6月25日，季米特洛夫指示中共中共选派可靠人员，交由苏联情报机构差遣，用以执行对华北地区日军调动军情的侦察任务。
7月3日，联共（布）中央通过决议，决定通过共产国际向中共中央提供100万美元的援助。7月9日，季米特洛夫将继续提供财政援助的联共决议电告毛泽东，要求中共中央坚定立场，称“唯一正确的标准”乃是否有利于摧毁德国法西斯战争机器并保证苏军的胜利，凡是对此有利的都是正确的，都是好的，相反，凡是妨碍这一目标实现的一切行动都是错误的，都是有害的。
9月初，苏军统帅部还通过派驻延安的苏联情报人员，建议中共中央在苏日战争爆发后“派遣部分正规军和游击队到南满开展作战行动”。
1、要不要派军“保卫苏联”？
在配合苏军作战问题上，毛泽东表示“完全同意”，但与莫斯科指示的不同之处在于，毛泽东设想的主要还是战略上的配合，这一点最初在党内也有不同意见。7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通告，指出一旦苏日战争爆发，中共将配合苏联对日作战。
中共中央部分领导同志如刘少奇等进一步提出，战争爆发后，中共必须“独力反攻，以牵制日本”。对此，毛泽东一再强调，中共所能进行的配合只能是战略层面的配合、是长期的配合，而不是战役的配合与一时的配合。
他在7月15日给周恩来的电报指出，中共将会尽最大的可能帮助苏军作战，但会采取持久战，同日本侵略者进行长期斗争，而不是孤注一掷，他18日给刘少奇的电报也强调不进行大规模动作，称“大动必伤元气，于我于苏均不利”。这显然是将中共与中国革命的利益而非“保卫苏联”置于优先位置。
针对7月9日季米特洛夫关于“保卫苏联”的指示，毛泽东在7月18日的复电中，一面表达配合苏军的决心，称中共早在战争爆发伊始就加强了对日军的侦察，并着手破袭华北的交通线以牵制日军，表示将尽一切可能配合苏军作战；另一面，毛泽东强调了现实困难，称配合作战的实际意义不大。
他提到，日军占领华北已经四年，期间在大城市、铁路线、矿区等地修筑了大量工事，装备了优越的军事设施，与此相比，中共军队的人力、物力和弹药都相形见绌。他称如若苏日战争爆发，中共军队可以进行配合作战、也会不惜代价，但不仅不会产生太大的现实意义，反而可能得不偿失：不仅自己会被击溃，那些敌后根据地也可能丧失殆尽。他提出的策略是巩固敌后根据地，进行广泛的游击战，并将坚持持久战的原则，他为此还请求苏方提供武器弹药。
收到苏军统帅部9月初要求中共派军到南满的电报后，中共中央于9月8日复电，首先原则上表示同意，但接着提出一系列现实困难：正遭受日军空前猛烈的进攻以至无暇抽调兵力；路途遥远，最靠近东北的根据地距离沈阳也上千千米，途中日军堡垒密布，只有在日军抽调全部的沿途兵力进攻苏联的情形下，中共军队才可能迅速抵达南满，否则“只能以很慢的速度潜入”。
最后，毛泽东表明了中共中央的立场，即在苏日战争爆发的第一阶段，中共军队的主要任务是以现有根据地为依托开展游击战争。事实上，毛泽东提出的各种困难尽管是客观存在，但并非他拒绝派兵的全部理由，根本原因在于，毛泽东是将中共、中国革命与中国抗战事业的利益置于“保卫苏联”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之上。
结合上述这一时期莫斯科与中共中央的互动，苏联远东方面军之所以拒绝周保中的请求，拒绝“直接领导直接命令”东北抗联，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莫斯科正在推动中共中央派兵到东北采取“大规模动作”。
毕竟，一旦爆发苏日战争，仅仅不足千人的东北抗联部队是很难起到重大的、战略性的作用的；而且，中共中央若同意派兵到东北作战，也势必将同东北党组织恢复关系。届时，如果东北抗联处于苏军“直接领导直接命令”之下，或将对中苏两党关系造成不必要的困扰。
2、要求派干部到东北
事实上，1941年8月21日，季米特洛夫在给毛泽东的电报中就曾建议中共中央挑选两至三名可靠的干部派到东北，目的是加强与东北党的联络，“在那里建立巩固的党的领导和保证满洲组织和你们之间的经常联系”，以“加强和更好地组织政治工作和满洲的游击运动”。
中共中央最初似乎并不清楚季米特洛夫的真实意图。毛泽东在1941年9月8日发出的复电提到，中共中央已经着手选派100名优秀战士和部分干部，正组织他们学习爆破技术，以便日后将他们派到外蒙地区，交由苏军调遣到中国东北地区做军事工作。
季米特洛夫并不满意这个答复，他在9月20日的电报中追问中共中央能否承担东北抗日游击运动的领导工作，以及中共中央打算如何实现这种领导？
对此，毛泽东的答复是易倍策略，中共中央尽快将派出“满洲中央局工作组”前往领导。季米特洛夫仍不满意，继续追问中共中央打算采取的具体措施，并要求中共向共产国际派出一个熟悉东北形势的十人小组，要求包括两至三名朝鲜人，目的是“为满洲和朝鲜培训联络工作者和党的工作者”。
这个过程中，季米特洛夫隐瞒了已经同中共东北党组织建立联络的事实。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
日军北上进攻苏联的可能大幅降低，其对苏策略确定为“大体维持现状，……尽量避免发生战争”。日方还主动宣示遵守日苏中立条约的决心。不过，莫斯科对战争的担忧并未降低，尤其是在远东边境地带与日军的摩擦仍层出不穷。
内务人民委员部下辖远东边防军总局在一份同时提交内务人民委员部与总参谋部的报告中提到，东北日军正在积极备战，“情报显示，在白卫军和日本军官们看来，日本内阁的更迭意味着对苏战争将迅速爆发。……战争的日期取决于前线的局势”。
远东边防军总局每天都向莫斯科报告各类边境冲突事件，并提到日军情报机构频繁活动的问题。一些报告还提到经常有假扮的日军间谍主动投降并伪造越境经历，通过审查后会在苏联境内收集情报，侦察包括机场位置、武器弹药仓库位置、部队数量及装备、铁路线运行状况等情报。除了边防军总局，包括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内务局等机构，也经常向莫斯科汇报日军情报机构正在向苏联派出大批间谍的事情。
远东战争形势以及日军情报机构的活动引起莫斯科的警惕。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当天，莫斯科命令远东方面军进入临战状态，并指示加强对中国东北的战略侦察。此后，远东内务人民委员部局还明令禁止一切非必要的越境行为。
1942年初，莫斯科下令将外贝加尔军区改组为方面军，使之成为与远东方面军同一级的作战军团，至当年夏天，远东方面军和外贝尔方面军创建了航空军，并且在勘察加半岛部署一个空军师。
就是1941年底1942年初，季米特洛夫多次敦促中共中央加紧推进东北工作。
在1942年1月13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他要求毛泽东向莫斯科派出专门负责双方联络工作的常驻代表，并派人到莫斯科学习联络技术等。他还接受了毛泽东关于开辟双方经外蒙古地区的国际通道，并要求加快建立一条与大青山平行的同外蒙古的联络路线，经定边、宁夏到查干托洛盖，以及经多伦的联络路线。关于东北问题，季米特洛夫要求中共中央加快派出中央局工作组，并要求了解这项工作的进度，他还敦促毛泽东向莫斯科派出熟悉东北情况的十人小组。
3、中共对东北工作的重视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认为苏日战争的危险基本解除，而自身处境也将好转，一面，日军将抽调华北与华中兵力南下，已“无大举增兵之可能了”，对敌后根据地的扫荡也将大幅降低；另一面，亲美英的国民党政府将陷入既不能降、又不能“剿共”的境地。
在1941年12月28日给全党的指示中，毛泽东将1942年的基本目标设定为“积蓄力量，恢复元气，巩固内部，巩固党政民军。对敌伪以政治攻势为主，以游击战争为辅”。
关于配合苏军的问题，他指出，“如敌人不攻苏联，我们即取此政策以待敌军之敝。如敌攻苏联或苏联攻敌，我们即有充分精力配合苏军作战”。根据苏日战争危险已解除的判断，中共中央实际上并未将东北问题视为极其紧迫的问题，只是要求做好思想准备，并未进行任何有针对性的军事部署或安排，也不再提在战争爆发后如何配合苏军。
面对莫斯科接连催促东北工作进展的电报，毛泽东仍在继续强调各种现实困难。2月15日，毛泽东给季米特洛夫的电报只笼统地提出，已经针对可能爆发的苏日战争作了部署，包括加强了在东北地区的力量。
他接着再次强调现实困难，包括很难联络中共东北党组织与东北抗联，称“在满洲日本人有更巩固的基地，因此很难同游击队取得联系，而以前游击组织的基地早就被摧毁了。对此我们注意不够，所以至今我们在那里的力量很少”。他请季米特洛夫帮助寻找与联络中共东北党组织和东北抗联。在电报的末尾，毛泽东还请求苏方协助中共军队进行爆破训练，表示希望能在苏日战争爆发的情形下做好这一方面的工作，请苏方提供教官与训练所用的炸药物资。
毛泽东关于正在加强东北工作的表述并非虚言。
早在1930年代末王明、康生回国后，中共中央就设立专门的东北工作委员会，一是研究日伪统治下东北各方面的状况，二是争取恢复与东北党组织的联络。
委员会由王明担任主任委员，成员包括杨松、刘澜波、钟子云、孙三等易倍策略，后来增补了李延禄、李范五和韩光。
1939年1月26日，在中共中央决定组建东北工作委员会的会议上，毛泽东指示派交通员和电台到东北，设法与东北抗联建立联系。6月2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还在给共产国际的信中提到，在计划于当年10月举行的中共七大上，将有中共东北党的代表参加。只是，受日伪严密封锁的影响，东北工作的进展并不大，东北工作委员会也未能派出大批干部。
唯一重要的一次，是1939年6月10日派出原东北抗联第七军人员王鹏（彭申年）前往饶河一带。王鹏于1940年夏抵达饶河，也顺利见到了第二路军第二支队官兵，只是因丢失了身份证明文件而接受了长时间的审查，最终被周保中确认是“中共中央交通员”。苏方获悉消息后，很快就以派到莫斯科执行任务为由将王鹏带走。周保中后来多次询问，王鹏再无音讯。
接到季米特洛夫关于向东北派遣东北中央局工作组，以及熟悉东北情形的十人小组的指示后，中共中央在1941年底指示由韩光主持新建“中共东北工作委员会”（下文简称“东委”）。“东委”由晋察冀中央分局代管领导，时任晋察冀中央分局代理书记程子华担任“东委”领导小组组长兼“东委”书记，韩光与时任晋察冀中央分局组织部长刘仁担任副组长兼副书记。
中共中央指示“东委”的主要任务为秘密抽调、训练与派遣得力干部到东北地区潜伏、活动与组织建党，以及寻找东北抗联。根据莫斯科的指示，中共中央还从延安各机关单位抽调熟悉东北情势的14名干部，接受专门的训练。韩光主持这批干部在延安举办了为期三个月的训练班，主要研究伪满情况与中共中央对敌占区的政策、工作方法和任务，并且掌握到东北做地下工作应具备的条件与需要注意的问题。
中共中央对东北工作的关注并非仅仅受莫斯科的影响，背后也有中共中央关于未来国共关系的研判。
中共中央认为，未来抗战胜利后的一个时期内，国共仍将合作，国内“仍是民主派各界合作的统一战线的民主共和国的局面”，但国共合作的前提是中共对东北地区的占领。毛泽东在1941年7月9日给刘少奇的电报中，就要求预估未来内战爆发的可能而有计划地将军队集中到东北。
他指出，“须估计日本从中国战败后撤退时，新四军及黄河以南的部队集中到华北去，甚或整个八路军、新四军须集中到东三省去，方能取得国共合作的条件（此点目前不须对任何人说）”。
他为此指示刘少奇直接负责控制山东半岛，为将来由海路进军东北创造条件，因为“山东实为转移的枢纽”。了解这一点，就可从根本上理解毛泽东在此后多个场合屡次强调东北地区重要性的原因。
1942年春，中共中央根据掌握的情报资料，判断苏日战争极有可能爆发，开始认真考虑派军配合苏军作战的问题。根据毛泽东的判断，苏日战争有可能在1942年5-8月爆发。他为此指示聂荣臻、左权等人评估战争爆发后，中共派主力部队待东北对日作战的可能性，称“苏联国防部要求我军于日苏发生战争时派正规军一部及游击队一部开赴南满策应他们作战等情，请你们考虑是否有可能如何派法派多少并估计各种条件电告为妥“。
4、苏联的刻意隐瞒
在此期间，毛泽东决定加快“东委”的工作，并向苏方做了通报。与此同时，他还请求苏方帮助联络东北抗联。
1942年2月18日，毛泽东致电季米特洛夫如下：
现将我们在满洲的工作报告如下：（1）已给晋察冀边区中央局发出指示：补派工作人员到满洲组织我们的工作。（2）在延安集中了以韩光为首的14名满洲籍工作人员（韩光的生平资料上次已转发给您），他们到达晋察冀地区后将成立在中央局领导下的满洲工作委员会，然后逐步潜入满洲。现在这些人在做准备，3月份可能从延安出发。（3）我们已经找到了满洲的党组织。同满洲党组织负责人共同讨论了我们工作的问题，之后后者于今年1月被派回满洲。（4）我们三次派人去吉东，但还是未能在那里找到游击队。如果你们同他们有什么联系，请转告他们，让他们派人到晋察冀边区中央局来，这样我们就可以在我们和他们之间建立联系。
毛泽东在电报中提到已经找到东北党组织，并接触到东北党组织负责人。然而，当时东北党领导人中只有金策在东北，而他并未见过中共中央的代表。那么，毛泽东电报中提到的“满洲的党组织”与“满洲党组织负责人”究竟是谁呢？
至于毛泽东请求苏方协助联络东北抗联的问题，季米特洛夫在4月3日复电中，断然否认与东北抗联有过联系，拒绝透露东北抗联的下落。这显然是在隐瞒实情。
不过，季米特洛夫还是提醒中共中央不要贸然接触抗联队伍，并告以东北抗联已经被日军情报机构渗透的消息，建议“认真审查他们将开始与其一起工作的人员之后，争取同地方党组织建立联系”。既然否认掌握抗联的下落，为何又了解抗联已经被日本情报机构渗透呢，以及提醒中共中央防范日本间谍呢？
有一个可能是，季米特洛夫非常清楚，毛泽东不可能联系到当时滞留苏联的东北抗联，才提出相关的建议。
毛泽东直到1942年7月才就季米特洛夫4月3日电报发出复电，他没有再谈东北问题，只是请求苏方协助撤退在新疆的中共人员，称可以在爆发苏日战争时将他们派到远东地区。收到电报的当天，季米特洛夫即复电追问东北工作进展，询问中共中央此前通报的关于在1942年3月向东北派出工作组的计划的实施状况。
根据当时在延安的共产国际联络员孙平（俄文名彼得·弗拉基米洛夫）观察，1942年7月毛泽东用“令人气愤的话”讲过，一旦日本进攻苏联，中共只能在保存自身实力的前提下进行配合作战，不会进行大部队作战，在战争过程中，也将依据形势行事。孙平根据毛泽东的一系列讲话得出，“我们如果和日本打起来，休想得到中共军队的援助”。
1943年3月16日，季米特洛夫给毛泽东发出一份极为简短的电报，只有一句话：“我们与满洲的组织没有联系”。这或许是给毛泽东某次询问的答复。
5、中共在东北的地下工作
但事实上，滞留苏联的东北抗联官兵正在共产国际与苏军主导下，在1942年7月正式编入苏军序列，正在位于伯力市郊的北野营秘密整训。季米特洛夫显然再次向中共中央刻意隐瞒了事实。
基于双方的互动进程，一种可能的逻辑是，季米特洛夫与莫斯科一度希望中共中央重视东北问题并加强东北工作，包括主动放弃名正言顺归并东北抗联的机会，一再敦促中共中央派干部到东北担负党组织和游击运动的领导工作。只是鉴于中共中央的立场，最终决定放弃这一立场，不再敦促中共中央出兵东北，同时，拒绝透露东北党和东北抗联的下落。就是在1942年7月，突然提出并迅速完成了对滞留苏联的东北抗联的归编工作。
不过，尽管斯大林、季米特洛夫都未再敦促中共加强东北工作或配合苏军作战，中共中央的东北工作始终没有中断。
1944年9月1日，中共中央还设立了以彭真为主任的中央城市工作委员会和城市工作部（彭为部长），其任务之一就是“开展满洲工作”。9月4日，中共中央分别发出给晋察冀分局和山东分局关于开展东北工作的指示，提出这项工作不但刻不容缓，还关系到未来中国之局面至巨。
中共中央还责成晋察冀分局、冀中区党委、冀热辽区党委，以及山东分局、胶东区分局分别组织东北工作委员会并提供指导和帮助；新成立的五个委员会分头开展东北工作，并直接接受中央城市工作部领导并向其汇报工作。指示还要求，不必等待组织机构健全，可以先开始工作。
韩光在1942年2月主持“东委”训练的14名干部，经三个月的训练，在5月结训，此后即开始派遣。
此后至1945年夏，“东委”向东北地区的派遣工作一直在进行。
只不过，与莫斯科的指示有所不同的是，“东委”派出的人员主要前往哈尔滨、长春、沈阳、抚顺、营口、阜新、盘山、鹤岗等大中城市和重要矿区，主要进行地下工作，而不是领导或发动抗日游击运动，或寻求与东北抗联的联络。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所有派出的干部都由“东委”单独训练、秘密派遣、单线联系，派出人员之间也规定不得横向联络。除了“东委”，中共中央社会部也在开展东北工作。抗战胜利后，至1945年9月底，到沈阳与东北局接上关系的就有20多人，这批干部大多被任命为活动城市的负责人。
韩光在新中国成立后接受访谈时讲述了“东委”的工作情形：
1942年开始向东北单线派遣地工人员，约计200余名，散诸东北各重要城市。在日本帝国主义严密的特务统治下，存在和活动很成问题。我们要求派出人员第一是站住脚，第二是交朋友，然后相机做些工作，隐蔽埋藏，等待时机。派出人员争取每一、二年回一次家（一般家在关内），由北京交通站送至晋察冀我们那里，汇报工作；或者是写封平安家信，这样我们就知道他已安全落脚。有的人一次也没回家或写信来。作用一般很小。我们入沈阳时，好多同志来讲了些小情况；也有起大作用的，如王光时（东北军区军械部长）和伪满军中的中级军官有来往，做些工作，“九三”后搞过一个团来。派出人员中有党员、团员，也有进步群众，解放之后，人员散落各地，一直没有清理。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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